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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墨隋至元代历史之谜--—在山东大学县域经济研究院第三届鳌山论坛上的发言

2017-08-31

  引 子

  即墨县于隋开皇十六年(596)复建于今址,历经唐、宋盛世,凭其悠久的历史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,理应有过辉煌的历史。但是,查阅万历版《即墨志》、乾隆版《即墨县志》、同治版《即墨县志》,自隋朝经唐、五代十国、北宋、金、元的近800年时间里,整个即墨历史文物和记载出现了几乎断代的奇异现象,不但遗留的历史文物凤毛麟角,史料中历任官吏、乡贤科举、名人逸事等也记载的寥寥无几。

  那么,隋至北宋时期,广袤的即墨大地是否人烟稀少?是否像明清时期一样,曾经有过繁荣的历史时期?带着疑问,笔者查阅了宋、金、元、明史,查阅了《即墨县志》《山东省即墨县地名志》和来源于即墨民间的大量谱牒资料,汇集了历次考古资料。这些资料都佐证了即墨在唐、宋时期曾经有过辉煌历史。

  但是,鉴于本人能力及所能查阅到的历史资料有限,认为目前非常有必要政府责成有关单位,甚至请专家对即墨的这段“断代史”立一个专题,进行探讨、研究,我愿积极参入其中。

  一、出土文物佐证了即墨大地悠久的历史文化

  即墨,地处胶东半岛,气候宜人,境内河流纵横,东部山丘连绵起伏,与海相依,西部平原一望无际,四通八达。它具有天时、地利之优势,适居住、宜种植、可放牧、有盐渔,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境地。但是,即墨的历史文化真正有文字记载的仅始于《史记》,它在“田敬仲完世家”中记载了即墨大夫的卓越政绩,那是发生在公元前344至公元前320年间(战国中期)的事,距今只有2340年左右的历史。那么,这之前,即墨境内的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什么时间?它到底是什么状况?这只有靠出土的文物来佐证了。近几十年来,即墨境内发现了多处古文化遗址,从出土的大批文物佐证,即墨境内的人类文化历史悠久、源源流长,目前,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400~公元前4400年左右,也就是说,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  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,目睹了诸多出土文物,现由近而远追述之。

  1、东周(公元前770—前256年)古墓群

  我市境内目前发现有东周古墓群7处,分别位于潮海街道办事处刘家西流村、王村镇东王村、鳌山卫镇姚家庄、丰城镇马坊庄、刘家庄镇埠东村、店集镇谭家庄和店东屯。其中,马坊村古墓群位于雄崖所南偏西3030米处的马坊村南的南山北麓,文化面积约90000平方米,1983年被列为即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些墓群的暴露墓穴为土坑式,出土了陶罐、陶豆、铜戈、铜剑、鎏金铜带钩等文物,是周代的珍贵文物。

  上述文化遗址和古墓群,仅是各级政府目前正式公布的情况。另外,在境内还有多处,仅丰城镇就有5处之多。

  清末,姚梦白在《雄崖所建置沿革志》记载:“雄崖所在明以前意必有聚族而居者。数年前,农民张姓耕于梨行,在城东南不及里许,得半两钱千余枚,形制大小不一,皆汉半两,事与巉山黄姓掘地得齐刀数百品前后相距仅20年,是周秦以来,岛内已有居民矣。”

  2、西周(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)古墓群

  我市境内目前发现有西周古墓群2处,分别位于温泉镇的西四舍村和店集镇的东王圈村。1983年在即墨城区(现农机公司门前)出土了周鼎,专家考证为西周时期的文物。2007年4月在北阡遗址考古中再一次发现了周鼎等大批周代文物

  3、龙山文化遗址(新石器时期,约公元前2500年)

  目前我市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共有6处,其中:属于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石源遗址、徐家沟遗址,共2处;属于即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张戈庄三里遗址、台子遗址、小庄遗址、姜家坡遗址,共4处。它们大部分分布在我市的中西部。

  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一种文化,约于公元前2500年从大汶口文化过度而来。它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,因遗址命名为“龙山文化”。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的中下游,生产工具有很发达的磨制石器,出现了石镰、蚌镰。陶器也开始了用轮制,以灰陶为主,黑陶次之,红陶和白陶极少,除平底器外,有圈足和三足的,纹饰有绳纹、蓝纹、方格纹、弦纹等,还有镂孔的。次外,还出现了卜骨。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,有较发达的畜牧业。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的年代,约为公元前2800~前2300年,属父系氏族公社制时期。沿海地区的龙山文化中常有薄而有光泽的“黑陶”,故曾被称为“黑陶文化”。

  目前,我们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石镰、蚌镰等石质农具、网坠、石簇等,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2500多年就能用农具收割庄稼。从出土的各种黑陶看,品种繁多、造型奇特、制作精致,这说明当时手工业进一步发达,比大汶口文化有了更大进步。

  4、大汶口文化遗址(新石器时期,约公元前4500年或稍晚)

  我市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共12处,其中:属于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南阡遗址;属于青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北阡遗址、东演堤遗址、丁戈庄遗址,共3处;属于即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东王圈遗址、姜家马坪遗址、河东遗址、贾戈庄遗址、泥洼遗址、孙家周疃遗址、南坦村遗址、现子埠遗址,共8处。它们大部分位于我市的东部沿海一带。其中河东遗址位于雄崖所城西偏南1600米处的河东村西,文化面积约7000平方米,文化层深约2米,出土了陶器把、陶器足、石刀、石斧、石磨棒和兽骨等,陶器均为红色,系手工制作,是典型的大汶口文化,1983年被列为即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期的一种文化,它始于公元前4500年或稍晚。它首次发现于山东省宁阳县堡头村,因遗址位于堡头村西和泰安大汶口一带,故命名为“大汶口文化”。它主要分布在鲁西南和苏北一带,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氏族公共墓地,各墓之间随葬品多寡悬殊,晚期墓葬中男女合葬,证明这时可能已经进入了父权制。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,骨、角、牙器多而精致。陶器以灰陶最多,红陶次之,还有黑陶、白陶和少数彩陶。

  从底层关系和陶器特征上,都证明大汶口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前身,大汶口文化约于公元前2500年过度为“龙山文化”。

  目前,我市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石质农具、网坠、石簇等,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约公元前4500年就在这里进行了简陋地农业耕作、渔业和狩猎。从出土的陶器、骨器和和纺织轮来看,那时他们已经有了简单手工业。

  5、北辛文化遗址(公元前约5400—约4400年)

  2008年,山东大学考古队在位于金口镇的北阡大汶口文化遗址,发现了属于典型的北辛文化陶片等。它属于居今7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和北辛文化晚期的文物。

  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,它早于大汶口文化,是中国新石器时期早期的一种文化,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400~前4400年。它于1978~1979年发现于山东省滕州东南,因遗址位于北辛村,故命名为“北辛文化”。从遗址中发掘出瓮穴、瓮棺葬和一批较有特点的陶器等,瓮棺葬以深腹圜底罐与鼎为葬具,陶器以泥质红褐陶与夹沙黄褐陶为主陶器外表饰有带状彩纹、成堆或成排的堆纹与蓖化纹等。典型的器类有釜形锥足鼎、敞口釜、小口双耳罐、红顶碗、钵等。长方形石铲、三角形石磨盘、蚌镰、蚌镞等也较有特点。

  出土文物佐证了即墨悠久的历史文化。远在约7000多年,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了。

  二、元末即墨县居民概况

  查阅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收藏的谱牒资料和《山东省即墨县地名志》(后简称《地名志》,并使用其地名)后,就不难看出:现即墨市管辖地域内,在元代末期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8个。按照1985年的即墨县行政编制,在共计30个乡镇中,有13个乡镇辖区没有村庄,计有瓦戈庄、乔家屯、大官庄、店集、太祉庄、蓝村、南泉、大信村、三里庄、留村、白庙、王村、洼里。其1985年管辖区域的村庄,无一记载村民是明代以前来定居的,绝大部分是明永乐年以来由外地迁徙而来的。有10个乡镇的辖区,只有一个村庄。其中:刘家庄镇所辖25个行政村(28个自然村),除了赵戈庄据传元代时,赵姓、穆姓前来立村,称“赵穆庄”。元末战乱,穆姓灭绝,改称“赵戈庄”,其它无一记载是明代前来定居的,绝大部分记载是明永乐年间迁徙而来的。牛齐埠乡所辖34个行政村(30个自然村),只有东桥村《吴氏族谱》记载:“元至正年间(1341—1368),吴氏由云南徒居墨邑东北乡,创立了桥子头疃”, 其它无一记载是明代前来定居的,绝大部分记载是明永乐年间迁徙而来的。南阡乡所辖36个行政村(27个自然村),除孙家沟村据本村土地庙碑记:“北宋时,此处原系3个村。小河之南称‘辛埠庄’,小河之北称‘东宅科’和‘西宅科’。明初,蓝、张两姓迁来时,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称‘孙家沟’的村落。”外,其它无一记载是明代前来定居的,绝大部分记载是明永乐年间迁徙而来的。段泊岚乡所辖21个行政村(13个自然村),除了刘家营里村是元代的“鞑子营”之外,无一记载是明代前来定居的,绝大部分记载是明永乐年间迁徙而来的。灵山镇所辖34个行政村(37个自然村),除崔家庵村相传北宋年间(1078—1085),崔姓来此立村外,其它无一记载是明代前来定居的,绝大部分记载是明永乐年间迁徙而来的。普东乡所辖31个行政村(26个自然村),只有杨家庄原名“草庄”,相传明前,宋、王两姓即世居于此,其它无一记载是明代前来定居的。长直乡所辖36个行政村(45个自然村),只有大侯疃相传元时,侯氏来此立村。其它无一记载是明代前来定居的,绝大部分记载是明永乐年间迁徙而来的。石门乡所辖32个行政村(32个自然村),只有石门村《张氏族谱》记载:“始祖讳恭字维梓,元至正间督抚总帅。吾族自元朝来也……十世时由石门迁居岭上村。”鳌山卫镇所辖47个行政村(62个自然村),只有北泊子村的自然村昌家庄相传元时,昌姓为避战乱,来到现北泊子村西山中立村,其它无一记载是明代前来定居的,绝大部分记载是明永乐年间迁徙而来的。丰城乡所辖42个行政村(48个自然村),只有百里村《蓝氏族谱》记载:“南宋咸淳时(1265—1274),蓝氏一支徙居公平山之麓(位于丰城乡东北,栲栳滩西岸)。” 其它无一记载是明代前来定居的,绝大部分记载是明永乐年间来定居的。元末即墨县有人居住的村庄只有39个:

  由此可见,元末时即墨县人口之稀少。那么,当时的即墨县(含今青岛市市内4区及崂山区、城阳区)到底有多少人口?《宋史地理志》载:“京东东路,莱州,户97427,领县四:掖(县)、莱阳、胶水、即墨”。《金史地理志》载:“山东东路,莱州,户86675,县五镇一,掖(县)莱阳(衡村镇)、即墨、胶水、招远”。《元史地理志》载:“太祖二十二年(1227)益都路,领司一,司领县六、州八,州领县十五(含即墨县在内共21个县)有户27164”。据《元史百官志》载:“江北州县,6千户之上为上县、2千户之上为中县、不及2千户者为下县”。即墨时为下县。据《即墨县志》载:元至元二年(1336),即墨县制被废除,约于元至正九年(1349),即墨县制恢复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载:“洪武三年,济南知府陈修上报: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”。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:宋时的莱州,领掖县、莱阳、胶水、即墨共4县,计97427户,县均24357户。金时的莱州,领掖县、莱阳(衡村镇)、即墨、胶水、招远共五县一镇,计86675 户,县均17335户。 元时的益都路,领含即墨县在内共21个县,计27164户,县均不到1300户。元至元二年(1265),即墨县人口进一步减少,连下县都不是了,县制被废除,县域一分为二,南半部归胶水县(今平度市),北半部分归掖县(今莱州市),即墨地域的人口已无可考。元至正九年(1349),即墨县制恢复,其人数无考,按照当时的规定,当在2000户以上。元代末,即墨县(现即墨市地域)村庄仅38个。按照村均100户,户均8人计,即墨县人口大约仅有3万人左右。

  三、考古和村名来历揭示了金前即墨曾有过的繁荣

  1、即墨古城县衙旧址的考古成果,揭示了即墨古城悠久的历史。

  2011年10月16日至12月17日,随着即墨古城的复建,青岛市考古所对即墨古城县衙旧址进行了考古。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时间里,共揭露面积约4000平方米,基本揭示出了历代县衙的修建程序和重修的情况,出土了一批有关县衙历史的重要建筑遗迹和文物,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。

  2011年12月30日,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出具的考古报告中称:经过发掘,共清理出房址36座、墙基51条、排水沟渠12条、道路13条(其中砖铺甬道1条,卵石甬道3条,月台前长甬道1条)、灰坑5个、水井2口、月台1座及近现代防空洞遗址2座等遗迹。因此次考古是配合县衙复原维修进行的清理工作,故对整个发掘区并未全部清理至底部。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瓷器、陶器、石器、骨器、铜器、铁器、玉器和建筑构件等各类遗物。探沟发掘揭示出遗址最下层的莲花纹瓦当为唐代时期典型建筑构件,这一重要发现证明,即墨县衙最晚在唐代便出现了建设活动。为进一步了解县衙旧址地层堆积情况和文化内涵,此次考古于大堂月台东侧布3×28米探沟一条。通过解剖发现,距地表深约3米左右为原生土层,整个遗址地层可划分为10层。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及出土文物分析:1-2层为现代层,3层为民国建筑垃圾层,4-6层为清代文化层,7-8层为元、明时期文化层,9层宋代文化层,10层及以下为唐代文化层。县衙旧址的10个文化层,绘画出一条即墨古城清晰的历史脉络。以探沟为例,即墨县衙旧址地层共分为10层。

  这证明即墨县衙旧址并非是先筑一个高台,然后再于高台之上建设衙署的。最初县衙是直接于原生地面建筑,且历经多个朝代的毁坏后,再整平重建,使县衙地面逐步抬升3米左右。

  2、境内出土的古墓、古币,说明了即墨在唐宋时曾经有过的昌盛。

  清末雄崖所姚梦白著《雄崖所建制沿革志》中记载:“雄崖所在明以前,意必有聚族而居者。数年前,农民张姓耕于农梨行(在城东南不及里许)”得半两钱千余枚,形制大小不一,皆汉半钱。事与巉山黄姓掘地得齐刀数百品,前后相距仅二十年。是周秦以来岛内已有居民矣。”上述提到的“巉山”是指洼里乡巉山村。“岛里”是指原王村、田横、洼里三处乡镇的管辖范围。1977年,在店集镇垒里村,出土宋币650公斤。1978年8月,在即墨古城西门瓮城遗址,出土了宋代即墨县印一枚。即墨县于南宋建炎三年(1129)落入金人统治。据考古推测,此印是金兵攻陷即墨城前夕,即墨县令或仓促间埋于地下,或携印战死于此。1983年,在原即墨镇南关村出土宋币48公斤。1987年,在原移凤店乡三湾庄出土宋币428枚。1993年,在原段泊岚乡郭家疃出土宋币7公斤。2010年以来,相继在青烟路留村立交桥蓝家沟一带、东兴家疃东、窑头村等地发掘处宋代古墓,并随之出土了大数量的宋代铜币。2003年6月12日,位于鹤山路北侧的工商局大楼施工工地,发掘出一座唐墓。笔者前往考察,看到古墓系砖结构,顶部砖发玄,每块砖做工细腻,并雕有鸟图。在墓室内还发现了2只白色唐陶瓷碗。显然并非一般百姓墓室。2013年7月,在即墨城西郭里大街北侧挖掘出金墓群和隋唐瓦当。2014年7月,在即墨城内南门里西侧挖掘出宋代古币7公斤。这些发掘出来的分布在即墨境内多地的大批宋代古币,很明显是在战乱时,居民埋藏于地下的,足以说明宋代即墨曾经有过的昌盛。

  3、众多村名的来历,映射出即墨明代以前的繁荣。

  即墨的姓氏族谱及方志记述了众多村庄的名字来源于即墨历史有关。例如,以原有古建筑名村的有:原即墨镇庙头村,明永乐时,张、史、杨、萧四姓来此立村,因村南有一官王庙,取村名“庙后”,后简称“庙头”。原刘家庄镇西乔戈庄,永乐二年(1404),侯姓从河南,吕、王、萧姓从云南相继迁来此地,因村中有桥一座,称“桥哥庄”,后演变为“乔戈庄”。灵山镇崔家庵村,北宋时(1078—1085),崔姓来此立村,因位于尼姑庵前,命村“崔家庵”。七级镇北住村,明永乐二年(1404),赵、李两家来此立村,因位于村南唐代古庙北边,名村“北住”。七级镇张院村(北、中、南),唐代古河左岸有一寺庙,称“张院”,张院村(北、中、南)以与“张院”的相对位置而得名。七级镇东、西七级村,明永乐十年(1412),孙、曹、何、贺、袁4姓迁来此地,因村后有七级浮屠而名村“七级”。原长直乡隋家疃村,永乐十二年(1414),程姓前来立村,因隔河有唐代佛寺长直院,名村“程家院后”。万历年间(1573—1619),隋姓前来,改村名“隋家疃”。原石门乡的东、西塔子夼村,明永乐十年(1412)立村时,因村西有一塔寺而得名。蓝村镇后白塔村,明初安姓由云南迁来立村,因村前有一座白塔而名村。原石门乡《孙氏族谱》载:明永乐十年(1412),蓝姓迁来此地,孙氏相继迁来。立村之初,遍地荆棘,故称“棘林庄”。后因村西有一座塔寺,聚落分布在河谷中,改村为“塔寺夼”,演变为“塔子夼”。后来为了与西塔子夼村区别,改称为“东塔子夼村”。原温泉镇东石桥村,永乐时,刘姓从云南迁来立村,因村东社生河有石桥一座因以名村。原留村乡高埠洼,村里有一座庙宇,称“全真庵”。明初,刘姓自云南迁至全真庵后立村,称南庵。后改村名为“高埠洼”。鳌山卫镇新河庄,明永乐二年于氏由文登大水泊迁至大任河龙王庙以西定居,称“庙子西村”。后因河水泛滥,村庄全部淹没,在高处重新立了村庄,称“新庄”,后演变为“辛庄”,后更名为“新河庄”。原王村镇《迟氏族谱》记载:明永乐年间(1403—1424),迟姓由云南乌沙卫牛角胡同来此地立村。“村东数十武(一武三尺),有桥十余段原名小桥,因以命村”。原王村镇《小桥村志》记载:村西北井以南的南北街和东西街交汇处,有“桥上桥下”之说:街西为桥上,街东为桥下。古时的鳌山湾与丁字湾相通(鳌山湾俗称“南海”,丁字湾俗称“北海”),形成了一条南起小桥西部,北至黄官屯,长约十五华里,最小宽度约5华里的南北向海峡,其东岸的海岛就是原丰城乡、王村镇、洼里乡。以海岸为界,东称“岛里”,西称“岛外”。这便是岛里、岛外的由来。海峡南部,小桥村的西岭与西岸的岛子岭之间,不知在何年代建起了一座七十二孔、长约二百五十米、宽约三米的大石桥,俗称“神桥”,此桥是当时进出岛里的唯一通道……抗日战争时期,神桥尚存五六孔。时过境迁,沧海桑田。而今,海峡已被淤积为平原,“神桥”也被埋于淤积中。原王村镇大桥村《张氏族谱》记载:永乐二年(1404),张氏由云南迁来立村,因村南有一座大桥而名村。1986年版《山东省即墨县地名志》(后简称《地名志》)记载:原王村镇新安村,原名“庵子”,是永乐明初王姓迁来立村时,因村东台岭上有一座广禅寺而名村。明永乐年间(1403—1424),南坦村张姓由山西蒲州,车氏由云南迁此地定居。因村西有一较大的祭坛,取村名为“坛村”,后演变为“坦村”。车姓所居在南,称“前坦村”。后来,前坦村改称“南坦村”。原温泉镇东、西石桥村,明永乐年间刘姓由云南迁来立村,因村东社生河上有一座石桥而名村。原洼里乡催诏村,永乐时,李、蓝、江、刘有云南迁来立村,因有一座垂照寺,以寺名村。

  以古村或遗留物名村的有:《地名志》记载:原牛齐埠乡前花园村,永乐二年(1404),王姓、战姓来此立村时,发现有一处废弃的花园,尚有水井一眼,因此名村“花园村”。大信村镇碾子头村《孙氏族谱》记载:明永乐二年(1404),孙姓由云南迁居此地,因村西有旧碾一盘,名村“碾子头”。《地名志》记载:“留村乡东九流夼原称宋家村,毁于元末战乱。明清之际,江氏从东关迁来。”,雄崖所《黄族谱》记载:王村镇古庄屯的黄姓原住雄崖所城里,清初裁卫、所,迁徙到上黄屯立村。后因发现地下有古井、土地庙等古村址而改村名为上古庄屯。也有村庄是明初迁徙即墨时使用原村名的,例如,《地名志》记载:原段村乡玉石头村,原名“于迟头村”,村中居住于姓和迟姓两姓,故而得名“于迟头”。后来单姓迁来时,于、迟二姓均无,但于家茔,迟家茔尚在。原大官庄乡池戈庄,元朝末年池氏兄弟来此立村,称“池戈庄”。不久,池氏因战乱绝亡。自明洪武以后,王、于、孙等姓相继来此居住,村名沿用。

  以上考古成果和族谱、方志记载的村名来历,足以揭示金、元前即墨曾有过的繁荣。

  解密之重要性

  隋开皇十六年(596)即墨复建县治到今址,已经整整1410年了。我们多年来自豪地介绍即墨是千年古城,文化底蕴深厚,其依据是历年来的即墨县志。但翻开所有县志,她的绝大部分篇幅是较详细地记述了明代以来的历史,而对隋至元代历史的记述基本是空白。也就是说,“千年古城,文化底蕴深厚”只是在明代以后的600多年间,非常让人费解。所有,非常有必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谜,让“千年历史文化古城之说”名副其实。

  目前,即墨明代以前的古建筑早已基本荡漾无存,现有方志又没有记载。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谜,一是期待即墨地下文物新的发现,二是从上级的各图书馆、档案馆馆藏的古籍中寻觅答案。最近谱牒研究会理事刘廷新收集到清康熙年版本《即墨县志》,其县治平面图中就记载即墨古城有北门,结束了多年来即墨古城有无北门之争,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

  黄济显